《易经》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易经》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易经》的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就源于此。同时，《易经》对子午流注、八纲辩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易经》也对军事理论有直接影响。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吴起、诸葛亮等，都根据《易经》原理排兵布阵。《易经》对武术发展同样有很大启发。《易经》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辞，说“君子应整治兵器，以防不测”，对习武健身、防身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八卦掌、太极拳等，都来自《易经》理论。《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计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围棋也是根据《易经》原理演变而成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易经》就没有中国的文明。

可以说，《易经》是世界上传承非常完整、绵延不绝、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作为后人，我们要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去学习和应用它。

有典谟，有训诰，

有誓命，书之奥。

注释

典：《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

谟：《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臣谋略的记载。

训：《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贤臣训导君王的言行的记载。

诰：《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王政令的记载。

誓：《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主训诫士众誓词的记载。

命：《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主命令的记载。

《书经》的内容分六个部分：典、谟、训、诰、誓、命，写得很深奥。

心解

《尚书》

这一节介绍的是《尚书》。“尚”是年代久远的意思，“书”就是历史文献。《尚书》意为“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左传》等书籍都曾引用《尚书》中的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到汉代改称《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相传《尚书》是由孔子编撰而成，当时流传下来的文献有三千多篇，孔子选择了一百多篇编成《尚书》，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尚书》编成后不久就遭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西汉初存二十九篇，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为秦博士伏生所传。根据朱自清先生的叙述，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到汉定天下的时候，他才回家，发现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后来汉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但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向他学习。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还有一种说法是，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贤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家、史学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作为我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尚书》中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书中的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尚书》的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就是指这个特点。只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三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二十卷等。

我周公，作周礼，

著六官，存治体。

注释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姬旦，西周著名政治家。

周礼：书名。

著：设立、设置。

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治体：政治体制。

周公写作了《周礼》，其中记载着当时的官制以及国家的组成情况。

心解

《周礼》

说起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礼乐文化，就不得不提到“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一节主要介绍《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周代职官礼法、物名制度的汇编，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所著。周公，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后人称为周公。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后，过了三年就病死了，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当国。周公不但理政治国，还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国体，天下大治。周公在辅政期间，兢兢业业，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脯”的来源。曹操在《短歌行》也以周公的事迹来抒发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写下了“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诗句。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其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终生倡导的正是周公的礼乐制度。章学诚曾言：“人如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大夫季平子私自用天子礼乐，孔子闻之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周礼》内容非常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的宝库。《周礼》一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叙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传周公设置了六部官制的政府机构，每一官制下面再设不同的官职，每一官职都规定了具体的职务条例，这就确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的大体框架，六部制的行政体系一直沿用至今。“六官”分别是：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明清为吏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人事部；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明清为户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和公安部户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明清为礼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教育部和***；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明清为兵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明清为刑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和公安部；冬官司空，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明清为工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农业部、贸易部等的综合。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主张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代儒士感叹：“非圣贤不能作”，绝非无稽之谈。

大小戴，注礼记，

述圣言，礼乐备。

注释

大小戴：汉代的儒家学者戴德（“大戴”）、戴圣（“小戴”），二人为叔侄关系。

礼记：书名，秦汉之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

圣言：圣人的言论。

戴德和戴圣整理并且注释《礼记》，供人学习，使后人知道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礼乐的情形。

心解

《礼记》

这一节主要介绍“三礼”中的《礼记》。《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等。《礼记》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乃至医药、卫生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在先秦时代，儒家所称的《礼经》是《仪礼》。据传《仪礼》是孔子根据周代残留的资料，汇编而成的，全书共17篇，包括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基本礼仪，是后世历代帝王制定礼法的依据。《仪礼》虽字数不多，但文字艰涩，内容枯燥，连治史者都对它望而生畏。因此，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学者对其内容进行解释和阐述。《礼记》就是汉代学者根据这些材料编著而成的。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关门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礼记》的编定者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一百三十篇综合简化，一共得八十五篇，被称为《大戴礼记》，流传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四十六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四十九篇，被称为《小戴礼记》，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的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将四十九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书目。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论述严谨，有的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很多名言和成语就出自《礼记》，如苛政猛于虎、放之四海而皆准、格格不入、天下为公等。《礼记》中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曰国风，曰雅颂，

号四诗，当讽咏。

注释

国风：《诗经》的一部分，包括了当时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一百六十篇诗歌。

雅：《诗经》的一部分，贵族士大夫的作品，分为“大雅”和“小雅”两个部分。

颂：《诗经》的一部分，用于祭祀宗庙的乐歌，分为“周颂”、“商颂”、“鲁颂”三部分，大约四十篇。

号：号称。

讽咏：吟诵。

《国风》、《大雅》、《小雅》、《颂》，合称为四诗，它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应，值得我们不断朗诵。

心解

《诗经》

这一节主要介绍“六经”中的《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约三百零五篇诗歌。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中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因此关于《诗经》的作者存在很多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另外一种说法为：这些民歌是由各国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乐师搜集的。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到南宋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的传本。

提到《诗经》就必须要说一下“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诗经》的内容；后三个说的是《诗经》的写作手法。根据音乐的不同，《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共十五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是正乐之歌，包括诸侯觐见天子的《大雅》（74篇）以及诸侯宴请宾客的《小雅》（31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四十篇。“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就是比喻。如《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兴”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如《诗经》的开篇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孔子在教授学生时，非常重视“诗教”，使他们“温柔敦厚”。“诗教”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被后世引申为艺术原则。近代词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提出“柔厚”说，要求词在艺术表现上要蕴藉含蓄，微宛委曲；内容上要深郁厚笃，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

儒家还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论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兴”，就是说诗歌可以让欣赏者精神感动奋发。“观”是说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还可以看出诗人的情志。“群”就是说，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交流思想感情，促使社会保持和谐。“怨”是说诗歌可以引发欣赏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态度。

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和地位。《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以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以及赋比兴的手法来状物。另外，《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既亡，春秋作，

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注释

诗：《诗经》。

春秋：书名，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而成的。

寓：寄托、隐含。

褒贬：褒扬和批评。

别：分别、区分。

公羊：书名，《春秋公羊传》。

左氏：书名，《春秋左传》。

穀梁：书名，《春秋穀梁传》。

后来由于周朝的衰落，《诗经》也就跟着被冷落了，所以孔子就作《春秋》，在这本书中寄托着孔子对现实政治的褒贬以及对善恶行为的分辨。用来解释《春秋》的书有三本：羊高所著的《公羊传》、左丘明所著的《左传》、榖梁赤所著《穀梁传》。

心解

《春秋》

西周第十二代君主周幽王荒淫无道，暴虐残忍，宠信褒姒，上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等到犬戎军队兵临城下时，周幽王自食苦果，死于乱军之中，西周灭亡。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东周时代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虽有周天子，但政教不兴、号令不行，“礼崩乐坏”，周王室名存实亡。各国不再采风，诸侯不觐天子，天子不享诸侯，宗庙祭祀不继，这样《诗》的精神就丧失了。孔子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是可忍，孰不可忍”。晚年时回到鲁国后，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春秋》。因此孟子才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春秋》，又称《麟经》（《麟史》），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史书《春秋》加以整理修订的。《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孔子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他的主观看法。经学家认为他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因此后人将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称为“春秋笔法”或者微言大义。左丘明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就是说《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又能够编写？

由于《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后人不容易理解，因此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公羊传》和《榖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榖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因此，后世史学家比较重视《左传》。

《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孔子没有来得及为《春秋》作注释就逝世了，于是左丘明来为《春秋》作传。另有相传左丘明当时已双目失明，《左传》是由他口述，经弟子们纪录成书的。

《左传》以叙事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经”，后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传”，全书侧重于以史实配合经文，文笔简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对后世影响最大。《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经既明，方读子，

撮其要，记其事。

注释

经：儒家经典。

方：方才。

子：诸子百家的著作。

撮：撮取。

要：要点、主要观点。

读熟了经传然后读子书。子书繁杂，必须选择比较重要的来读，并且要熟习事情的来龙去脉。

心解

诸子百家

《三字经》认为读书的顺序是：“详训诂，明句读”，之后学习“四书”和《孝经》，然后才可以读“六经”，当儒家的经典全部通晓以后，才能涉猎诸子百家。

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是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我们之前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史”是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我们下一章会介绍。“子”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集”是收录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

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间，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开始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局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大家。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十家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太过庞杂，所以《三字经》认为应该“撮其要，记其事”。撮是概括、归纳的意思，也就是把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总结归纳起来，记住要点就可以了。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在政治上，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提出“天发威，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天命”的绝对权威。老子的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政治上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兼爱”、“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为“巨（钜）子”。墨翟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两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名家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应该是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他们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子者，有荀扬，

文中子，及老庄。

注释

荀：荀况，战国后期思想家。

扬：扬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文中子：隋代哲学家王通。

老：老子，春秋时期思想家。

庄：庄子，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

五子是指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和庄子。

心解

五子

这一节主要介绍古代五位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扬雄、文中子、老子和庄子。《三字经》之所以选择这五位思想家，是缘于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遵循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另外，还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因此，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派。

荀子（约公元前325—前238年）名况，时人尊其号为“卿”，故又称荀卿，汉代避宣帝讳而改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义兵于赵孝成王前。后来荀子受楚国春申君重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学并有所发展，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在儒学中自成一派。之前已经说过，荀子在人性问题，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善是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对礼很重视，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与礼治法治相结合。《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

扬雄（公元前53—18年）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学者、辞赋家、语言学家。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四十岁后，始游京师。扬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

扬雄早年非常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文中子是指隋朝大儒王通，文中子是他的学生给他的称号。王通（584—617年），字仲淹，万荣县通化人，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出身书香门弟官宦之家，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十岁时，仿孔子《春秋》而作《元经》。十九岁上奏《太平十二策》，施展为国抱负。后读《诗》、《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又讲艺于龙门，受业者千余人。著名学生有唐初名相功臣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他的孙子正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的主要著作是《中说》。

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提倡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老子（约公元前570—前500年），姓李名耳，字聃（dā

），楚国苦县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史，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向老子问礼。传说他晚年乘青牛西去，并在函谷关前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最后不知所终。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思想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例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修身方面，讲究性命双修、虚心实腹、不与人争。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其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例如：汉初的统治者一度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信条，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道德经》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他的学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庄子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者著有《庄子》（被道教奉为《南华经》），也是道家的经典之一。

庄子主张“间世主义”，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主张“无为”，放弃生活中的一切争斗。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按时处顺，逍遥自得。庄子的文章，想象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