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李世民兵败径州下（2 / 2）
叠州4069
宕昌郡699634980宕州24624.2
合计769793848955046823.2
只剩下23.2。丢失的陇西郡十不剩一。宕昌、武都几乎成了无人区。
原最繁荣的临洮郡分成三个州。直到武德二年才置洮州、叠州。可见很可能被李世民丢失了很大一部分。唐高祖把剩下的置岷州。这又是义宁二年的事。所剩人口以岷州占了大多数，州治所在反不到岷州一半。可见洮、叠两州因战祸所及，丢给薛举。人口损失一定十分严重，也几乎成了无人区了。全靠岷州未丢，临洮才留下五分之一人口。这五郡如排开岷州，可能就是十不剩一。
汉阳郡因窦轨败，丢给薛举，剩下人口与平均等。算是剩得最多的了。
以上三项合计：大业五年有280052户，以每户五口计，当有90万人。到贞观十三年仅剩222295人，孑遗.4。
关内道战祸波及郡州，也损失严重。
表五：
隋郡大业五年户数每户五口计唐州贞观十三年口数孑遗
扶风郡923462225岐州208324
陇州2860327.5
北地郡70690353450宁州66235
豳州6482937.2
安定郡76282382405泾州359229.4
平凉郡27995239975原州205227.5
合计267289233594530432422.8
可见尽管扶风郡人口众多、城市坚固，孑遗仍只有27.5。那是义宁二年窦轨归唐处，也是刘世让败没处。李世民正在那儿。扶风郡所剩置陇东郡，后又常达败失。
北地郡算最好了，也只剩三分之一强。义宁元年属唐，二年分置豳州。宁州被围，后为刺史胡演击却之。豳州也进入了薛举军。由于至少两郡治均未失，孑遗最多。安定郡、平凉郡十不剩一。平凉郡未考虑丢失的会宁镇。唐志无贞观十三年数字。但经过一百多年恢复，到天宝也仅4594户，26662人。此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计入，也决不会改变平凉十不剩一的情况。有些县，如朝那、默亭，所以会失踪，最大可能就是人口损失殆尽，县彻底废了。
隋书列女传裴伦妻讲了一个故事。裴伦为渭源令，县城落入薛举手中，裴伦被杀。其一妻二女三媳全部跳井自杀。隋书称此事发生在大业末，然这是谎言渭源属陇西郡，后改渭州原来就在唐手。正是李世民兵败才落到薛举手中的。薛举军是否见到妇女就要这连李世民与旧唐等也都没有说。也许这六名妇女是自惊自扰而死的。但李世民兵败失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萧瑀的河池郡，唐属山南道，改为凤州。大业五年有22202户，贞观十三年仅9794人，剩下27。
贞观十四年高昌国王麹文泰不服唐。李世民派侯君集击之。
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通鉴
可见陇西之凋敝。因麹文泰正好病死，侯君集侥幸打了胜仗。
隋末丧乱，百姓遭殃，户口大减。当然得首先追究隋炀帝代表的腐朽反动势力的罪责。政治苛暴，引起天下大乱。但各处损失大小不同，其体情况不同，各有各的具体责任者。李轨据地尚剩64.7，为他夺取的薛举西平郡尚剩62.5,而薛举据地总计只剩20.4,原属唐的唐秦争夺处更是十不剩一。那就不能全怪隋炀帝了。正是李世民打了败仗，才使原唐地成了战场。相应地薛举原据地战祸较少，反而保存较多。自然薛举与隋对唐弼的战争也是一个原因。但全国到处是战场，不是这儿才有唐弼。李世民无法逃脱罪责
薛举五郡为何西平郡保存的是总计的三倍呢薛举五郡所受的直接战祸不算大。应该这样理解，那就直至薛仁杲败，那五郡损失人口实际并不多。决定性那战，李世民仅消灭几千人。其余主动或被迫投降的。薛军东要对付唐，西要防李轨。大致东面郡的壮丁用于对付唐，西面郡的壮丁对付李轨。乡土观念使然。西平郡等也因此在薛秦败后，土地军队人口都入李轨处。后来没打就下，太子、杨恭仁等处置正确，没把那儿壮丁作为私家军队。夫妻尚得团圆。得以耕作生子。李轨能够宽待俘虏也是原因，李轨功劳不小。而李世民就不一样了，降军全成了他的私家军队走上了不归路。留下了妇女儿童老残等。那儿又没真正均田，勉强耕种着贫瘠的土地。救死尚恐不及，加上失去了丈夫，何谓生儿育女到贞观十三年，二十二年过去，人口就稀落了。
突厥入寇是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突厥当然有罪责。但李世民反对均田何尚没有罪责自然如把陇西人口大批迁往关东，陇西将空。但这些人到了关东，得以开垦肥沃湿润平原。每丁可得百亩土地，寡妇不但可得四十亩，还可获再婚的机会，可以生儿育女。在严守租庸调制及每丁得百亩土地下，一个丈夫供养两个妻子，及她们的儿女是足足有余的。待人口恢复了，再向陇右移民复垦也不迟。李世民贞观四年李大亮说：“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通鉴便是明证。如不能移民就应及早将突厥打败。唐高祖武德七年迁都移民被阻后，就准备最后解决突厥问题。可李世民于武德八年打了败仗。武德九年突厥再度入侵时，又发动了玄武门阴谋。并与突厥订下了屈辱的便桥之盟，使突厥又祸害了四年。如不是突厥解体的话，真不知关陇的灾难何时才是头李世民在突厥内乱请降后，仍发动了灭突厥的战争，是对关陇的又一次摧残。后来又连连战祸，战高昌，再高昌置州。便是又一大罪状
然而唐秦战争的损失远不只如此。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得利的总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也总要挑起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刚开始唐军大败,平阳公主的农民起义军，与太子麾下的刘文静、刘弘基等农民军损失惨重。就是其他人如窦轨所率的何尚不是农民军薛秦解体失败，损失的也是农民军。说薛仁杲残酷，捉富人以责金宝，张贵尤淫暴，以至前来投靠李世民的褚亮、钟俱仇、翟长愻、梁胡郎等，自然是地主阶级的背叛。反攻倒算是难免的。张贵腰斩便是例子。但这一背叛，对唐亦是一祸害。自此以后，唐军中有了一支地主武装。最后杀害了太子、齐王，推倒了唐高祖，武德功臣大批受迫害，李世民代表的地主阶级篡夺了政权。
薛举薛仁杲自然有重大责任。他们扩展地盘不论对象，很早就与唐弼打了。在当时应把矛头对准旧隋，及其腐朽继承者，如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可在太子建成东向洛阳，李孝恭等南下巴蜀时，他们发动了骨肉相残的唐秦之战。以至两败俱伤。
薛秦所处地狭隘，地理位置注定不利。但如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就理应顾全大局，当不上皇帝就不硬当。让唐军全力对付旧隋，自己安坐陇右，将息百姓，恢复发展生产。就是要扩展势力也当南下四川。如有机会打下益州，则可迁都成都，并有指望夺取全川。旧隋的地盘是人人可以夺取的。但如像扶风，乃至长安，被唐捷足先得后，就不要再争了。再争就是农民军自相残杀，性质变了，不再是推倒腐朽残暴的旧隋皇朝，完全成了非正义战争，干扰了反隋大方向。太子被迫放弃洛阳就是明证。我们不能苛求唐对薛举采用和平解决。就是努力和平解决也不大可能有效。唐朝基本上是正义的自卫战争。
薛举进攻唐，结果是两败俱伤。自己也身名俱灭，实在是咎由自取。倒霉的是广大农民士兵。当时唐已夺得关中，且有河东，势力强大，后又取得四川。薛举薛仁杲可以获一时之胜利，却不可能用战争手段灭唐。以后讲到唐还有两个野战军，及齐王元吉和其他地方部队。就是灭了唐，自己也精疲力竭，关中亦已残破。既祸害了天下，又于己无利。自然薛仁杲不但降后不该杀，就是硬捉住的也以不杀为好。
李世民也逃不脱重大责任。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打赢，而不是丧师失地，许多郡被蹂躏。
十刘文静之死
李世民兵败泾州。刘文静、殷开山成了替罪羊。第二年九月初六辛末，刘文静伏诛。李世民归罪于裴寂。
这又完全是谎言该年六月二十六日癸亥，刘武周、宋金刚大举南下，李世民援军姜宝谊、李仲文败没。裴寂临危请缨，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刘武周。至刘文静死已六十八日，又怎么能够谮刘文静呢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出来，给裴寂加罪的。司马光并非不知道。可他不但不对李世民捏造的谎言有一点怀疑，反而毫无根据地倒推出“寂未行时，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杀，至是乃决意耳”。总之李世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即使漏洞比天还大，也非照着李世民要求，硬给裴寂加罪名的。李世民会编谎，编得不像，他们会替他圆。
好吧就算裴寂说过，既然高祖未听，那此事就已过去。以后致刘文静死，就应与裴寂毫无关系，是其他人的事了。
通鉴是这么说的。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新、旧唐刘文静传大致相同。旧唐赞曰：“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史臣给裴寂开列了四大罪状，李世民也给裴寂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但还是把裴寂放在刘文静前。新唐则干脆把刘文静放在裴寂前。
这儿显而易见有谎言。裴寂人在河东，在外面打仗如何问状唐高祖又怎么能让他审刘文静他又怎么能下谮言
从这儿看，刘文静不是无可杀之罪。首先是他要杀裴寂，但还仅是杀人动机而不是行动。如出于个人意气，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那不但他先极端无理，而且问题就大了。但仔细推敲这一说法亦大有疑问。
或许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贞观时已人所共知，这便给李世民加罪于裴寂提供了方便。但仔细算两人的行踪，所谓“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未必是事实。
既谓“风云初合，共竭智力。”，那一开始刘文静与裴寂不至于如此吧什么时候成仇雠的呢
刚开始裴寂始终在高祖身边。而刘文静出使突厥，背回了让高祖当刘武周、梁师都那样的仆从皇帝的方案。高祖出于民族大义，未予接受。裴寂提出收起白旗，杂用绛白，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傀儡皇帝的方案。高祖接受。刘文静也无异议。再次出使突厥。这一去到高祖抵龙门才回。这大概称不上“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还不至于成仇雠吧
李世民把刘文静捧得很高。一是为了贬低父亲，抬高自己。胡编晋阳起义是自己与刘文静两人策划的。反正刘文静死得早，在以后可由着他说。甚至连与突厥的外交也归功于刘文静。但刘文继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是高祖扭正方向便是明证。可李世民还污蔑高祖称臣于突厥，祥见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第二便是贬低太子。屯永丰仓歼灭屈突通主力，就首先是太子的功劳。李世民突出偏将，抹煞主帅。这是一切反动派篡改历史的惯用伎俩。
由于以上原因，与裴寂比，刘文静刚开始地位的确不很高，那也是应该的。裴寂首谋起兵。高祖出兵，裴寂出物资。所以一开始就封县公。后来又一直在高祖身边出谋划策，从事具体工作。但即使如此，高祖也没亏待刘文静。京师平，裴寂进封魏国公，刘文静在歼灭屈突通残余后，封鲁国公，均为大国。高祖登基，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不久又一起得免二死，在此以前，刘文静正与裴寂意愿相同，也“位望略同”，按理不该有妒忌之心。
如刘文静谏“贵贱失位”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去打薛举当在高祖登基以后。从三月跟太子从洛阳回，到去西线，中间最多有两、三个月在朝廷与裴寂在一起。那是他一生的顶峰，不至于与裴寂“有所是，必非之”吧按李世民说是四月下旬才回，那最多一、两个月。如从洛阳回来就去西线，那是连这一、两个月都不会有。
这以后就是李世民七月兵败泾州，代李世民受罪责了。
按新唐高祖本纪功臣免死约于武德元年八月初六戊寅。李世民败于泾州，是七月初九壬子，刘文静已当了替罪羊。尚能得免二死待遇。刘文静除名是在壬申日，新唐称八月当误。该年八月癸酉朔，无壬申，壬申当是七月二十九。即败后二十天，除名前七天。高祖当然已知西线败讯，还对他特别照顾，没忘了他的功绩。
真正使刘文静与裴寂地位悬殊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七月之败。除名后，刘文静栽了下去，也就失去了与裴寂共议朝政的资格。所谓裴寂“有所是，刘文静必非之”，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不久刘文静又跟李世民去打薛仁杲。平后，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亥，李世民至长安，刘文静当是此时回长安的。但十二月初二壬申，李世民即为陕东道，他担任陕东道行台右仆射。在京只有九天，充其量与裴寂见上一面，不会有议朝政的机会。当时他任民部尚书也只是个名，何况远在仆射之下。不久又与李世民一起镇长春殿，一时连议朝政的资格也没有。这我们已知道，实际是攻蒲坂。这是他当时的真正任务。
裴寂无门第观念，刘文静等级观念强，两人或有分歧。但因位望悬殊，裴寂“有所是，必非之”简直不可能
我们可以相信，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但由于不在一起，裴寂可能到刘文静死，还蒙在鼓里。
既然使刘文静栽下来是七月之败，替李世民当替罪羊。那么顺利成章的是，刘文静有怨望，当首先冲李世民，其次才是妒忌裴寂。
真正在高祖面前告刘文静的，根本不可能是裴寂。第一个嫌疑犯当是李世民。
刘文静怨望李世民，使七月之败真相可能暴露危及李世民，这是李世民告他的第一动机。
刘文静正与李世民镇守长春殿。上告这样的大将必先经过李世民。无论是刘文静之妾，还是妾兄都不可能自己告到高祖那儿，除了李世民代为转达还有谁甚至我们还可问：究竟是李世民代他们转达还是李世民利用他们除掉刘文静其他人也未必肯转达，能转达并肯转达，必是地位高，又欲制刘文静于死地的人。
李世民说，他在唐高祖面前为刘文静说话，纯是一派胡言。什么：“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既表白刘文静不是自己所害，又借此为自己贴金，把晋阳起义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他人在朝邑，又如何为刘文静开脱蒲坂是顽固堡垒，令他攻克。独孤怀恩攻了一百一十天未克，就受唐高祖责备。而此时李世民已攻了二百六十九天了，难道他还能擅离职守
假使李世民此时确在长安高祖身边，那问题还要严重，刘文静是他亲自押送到长安的。
所以通鉴那段话里充满着谎言。刘文静死时，裴寂不在场，也不知道，李世民也不在场。裴寂没有谮过刘文静。李世民也没有为刘文静说过话。告倒刘文静的多半是李世民。刘文静的罪名也根本不是什么廷议意气用事。书中不是明明写着谋反吗
什么样的谋反罪没有任何记载，这就有鬼。但我们仍可知道。这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走后来独孤怀恩之路唐高祖亲征河东道中已说过。在李世民统治下，陕东道虞乡多盗，夏县、解县欲反勾结蒲坂的王行本，南下永丰仓，北连刘武周、宋金刚，夹攻裴寂，只有这样才能制裴寂于死地。刘文静自供妒忌裴寂。又有妾兄作证。恰恰在唐高祖面前印证了这一罪状。唐高祖低回久之，不忍杀，但为了大局又觉得不能不杀。
李世民以比独孤怀恩长一倍半的时间攻蒲坂，仍不下，自然更不可能不受高祖责备。他虽贪天之功为己有，常把别人去的地方，说是自己去的。对攻蒲坂却一字不提，好象别人忙于打仗，他在休息。这正表明他攻蒲坂不顺利。现在说刘文静勾结王行本，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了，真可谓一箭双雕。也正如此，刘文静究竟是什么谋反罪名不能指望李世民给我们留下真相。
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李世民说李轨下，是他去的凉、甘纯属吹牛。如真去了凉、甘，只怕连路上时间也来不及，又怎能为刘文静说话在读唐史中，经常可以发现李世民这类分身术。这次他成了三身国的人了
最说明李世民制死刘文静的，恰恰是贞观三年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了。那年他整裴寂，假惺惺地为刘文静平反。目的正是利用人所共知的刘文静妒忌裴寂，诬陷是裴寂害死了刘文静。即打击了裴寂，又表白了刘文静不是自己害死的，又可以编出自己与刘文静首谋起义的神话，贪天之功为己有，真可谓一举三得。
可偏偏刘文静两个儿子都不领情。照理说刘文静追复官爵，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那么刘文静儿子应感激涕零。但刘树义与其兄刘树艺仍怨其父被戳，这怨恨明明是冲着李世民来的。这不是说他们认为父亲是李世民害的吗最后以谋反罪被李世民杀害。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他们被没为奴，还有什么资本谋反可李世民心狠手毒，把刘文静两个儿子也杀害灭口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使刘文静之死成了永久的秘密。可纸包不住火，一千三百年以后，一个恶魔还是把这一血腥恶毒的阴谋揭穿了
刘文静死得早，一切就可以由着李世民编着说了。晋阳起义本是高祖一手组织的，太子建成还参与，李世民蒙在鼓里。所有的人都是唐高祖聚集的。太子、裴寂起了很大作用。李世民本毫无功绩可言。可他却恬不知耻地把晋阳起义归功于自己，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即害之、又捧之。害之是为了掩盖晋州之败的罪责，又可推卸久攻蒲坂不克的责任。捧之是把刘文静说成首议者，自己也就成了晋阳起义的组织者。于是刘文静入狱，李世民探监，并在狱中策划起兵的谎言编出来了。刘文静称他“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的谎言也编出来了。就这样据说在狱中策划一番后，也不知刘文静出没出狱，如何出狱就可以“部署宾客，潜图起义。”了。
刘文静的实际功绩远不如所说那么高。而裴寂的功绩又多半被抹杀了。从高祖南下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屯贾胡堡还是到河东，都是裴寂在帮高祖出谋划策。后来任右仆射是实际的宰相，可比萧何。别的不说，拟订并贯彻租庸调法及均田制，作具体工作的只能是裴寂。人们常把房、杜比做萧、曹。其实房、杜加在一起也顶多抵半个曹参。所以房玄龄传中没有多少事迹也何况裴寂在河东临危请缨，后又与高祖一起去战王世充。那是萧何都远不及的
把刘文静与裴寂合卷是完全荒谬的，裴寂理应成卷。许敬宗把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三人同卷，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那么许敬宗如何对待裴寂呢史无记载。但既然刘文静分出去了，似乎没有人能与、或只能与裴寂同卷。较大的可能是裴寂独自成卷，加上一些附传。众所周知许敬宗的书在他去世后，被刘仁贵大加篡改了。
李世民到处要借别人之口说自己有天命，刘文静便算是第一个。现在不多说，只举一例。据说李密见到他，惊服道“真英主也”封建史官便肉麻地说：“此岂独相表服之哉威灵气焰足以服之也”他以为李密不久以后叛死了，就可以由着他说了。借李密之威望来为自己称天命。可我倒正要问：如果李密真的遇到真命天子了，那不久以后为什么又要叛
李密的话据说是对殷开山说的。为什么知情者总是个别人，且早死旧唐殷峤传说他征刘黑闼：“道病卒。太宗亲临丧，哭之甚恸，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是不是也是杀人灭口，掩盖泾州败绩不敢推断。但赠官的只能是唐高祖，绝不可能是他李世民。李世民篡弑上台后，封四十三功臣，没有刘文静，也没有殷开山。看来李世民对殷开山也没有什么感情。
唐高祖所拟免死名单，在四十三人中，只剩下裴寂、长孙顺德、柴绍、刘弘基、唐俭、张平高、刘义节刘世龙七人，不久也全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柴绍最轻贬为华州刺史。裴寂被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流放静州至死。唐俭招降差点被李靖害死。这个旧隋特务称起义元勋“唐俭辈不足惜”。如不是李世民排斥打击，岂敢如此藐视唐俭后为御史所劾贬官。但在武德功臣中他的确最幸运。他亲眼看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的衰落，于显庆元年去世确实可以瞑目了啃书小说网KenShu.CC收集并整理,版权归作者或出版社。
宕昌郡699634980宕州24624.2
合计769793848955046823.2
只剩下23.2。丢失的陇西郡十不剩一。宕昌、武都几乎成了无人区。
原最繁荣的临洮郡分成三个州。直到武德二年才置洮州、叠州。可见很可能被李世民丢失了很大一部分。唐高祖把剩下的置岷州。这又是义宁二年的事。所剩人口以岷州占了大多数，州治所在反不到岷州一半。可见洮、叠两州因战祸所及，丢给薛举。人口损失一定十分严重，也几乎成了无人区了。全靠岷州未丢，临洮才留下五分之一人口。这五郡如排开岷州，可能就是十不剩一。
汉阳郡因窦轨败，丢给薛举，剩下人口与平均等。算是剩得最多的了。
以上三项合计：大业五年有280052户，以每户五口计，当有90万人。到贞观十三年仅剩222295人，孑遗.4。
关内道战祸波及郡州，也损失严重。
表五：
隋郡大业五年户数每户五口计唐州贞观十三年口数孑遗
扶风郡923462225岐州208324
陇州2860327.5
北地郡70690353450宁州66235
豳州6482937.2
安定郡76282382405泾州359229.4
平凉郡27995239975原州205227.5
合计267289233594530432422.8
可见尽管扶风郡人口众多、城市坚固，孑遗仍只有27.5。那是义宁二年窦轨归唐处，也是刘世让败没处。李世民正在那儿。扶风郡所剩置陇东郡，后又常达败失。
北地郡算最好了，也只剩三分之一强。义宁元年属唐，二年分置豳州。宁州被围，后为刺史胡演击却之。豳州也进入了薛举军。由于至少两郡治均未失，孑遗最多。安定郡、平凉郡十不剩一。平凉郡未考虑丢失的会宁镇。唐志无贞观十三年数字。但经过一百多年恢复，到天宝也仅4594户，26662人。此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计入，也决不会改变平凉十不剩一的情况。有些县，如朝那、默亭，所以会失踪，最大可能就是人口损失殆尽，县彻底废了。
隋书列女传裴伦妻讲了一个故事。裴伦为渭源令，县城落入薛举手中，裴伦被杀。其一妻二女三媳全部跳井自杀。隋书称此事发生在大业末，然这是谎言渭源属陇西郡，后改渭州原来就在唐手。正是李世民兵败才落到薛举手中的。薛举军是否见到妇女就要这连李世民与旧唐等也都没有说。也许这六名妇女是自惊自扰而死的。但李世民兵败失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萧瑀的河池郡，唐属山南道，改为凤州。大业五年有22202户，贞观十三年仅9794人，剩下27。
贞观十四年高昌国王麹文泰不服唐。李世民派侯君集击之。
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通鉴
可见陇西之凋敝。因麹文泰正好病死，侯君集侥幸打了胜仗。
隋末丧乱，百姓遭殃，户口大减。当然得首先追究隋炀帝代表的腐朽反动势力的罪责。政治苛暴，引起天下大乱。但各处损失大小不同，其体情况不同，各有各的具体责任者。李轨据地尚剩64.7，为他夺取的薛举西平郡尚剩62.5,而薛举据地总计只剩20.4,原属唐的唐秦争夺处更是十不剩一。那就不能全怪隋炀帝了。正是李世民打了败仗，才使原唐地成了战场。相应地薛举原据地战祸较少，反而保存较多。自然薛举与隋对唐弼的战争也是一个原因。但全国到处是战场，不是这儿才有唐弼。李世民无法逃脱罪责
薛举五郡为何西平郡保存的是总计的三倍呢薛举五郡所受的直接战祸不算大。应该这样理解，那就直至薛仁杲败，那五郡损失人口实际并不多。决定性那战，李世民仅消灭几千人。其余主动或被迫投降的。薛军东要对付唐，西要防李轨。大致东面郡的壮丁用于对付唐，西面郡的壮丁对付李轨。乡土观念使然。西平郡等也因此在薛秦败后，土地军队人口都入李轨处。后来没打就下，太子、杨恭仁等处置正确，没把那儿壮丁作为私家军队。夫妻尚得团圆。得以耕作生子。李轨能够宽待俘虏也是原因，李轨功劳不小。而李世民就不一样了，降军全成了他的私家军队走上了不归路。留下了妇女儿童老残等。那儿又没真正均田，勉强耕种着贫瘠的土地。救死尚恐不及，加上失去了丈夫，何谓生儿育女到贞观十三年，二十二年过去，人口就稀落了。
突厥入寇是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突厥当然有罪责。但李世民反对均田何尚没有罪责自然如把陇西人口大批迁往关东，陇西将空。但这些人到了关东，得以开垦肥沃湿润平原。每丁可得百亩土地，寡妇不但可得四十亩，还可获再婚的机会，可以生儿育女。在严守租庸调制及每丁得百亩土地下，一个丈夫供养两个妻子，及她们的儿女是足足有余的。待人口恢复了，再向陇右移民复垦也不迟。李世民贞观四年李大亮说：“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通鉴便是明证。如不能移民就应及早将突厥打败。唐高祖武德七年迁都移民被阻后，就准备最后解决突厥问题。可李世民于武德八年打了败仗。武德九年突厥再度入侵时，又发动了玄武门阴谋。并与突厥订下了屈辱的便桥之盟，使突厥又祸害了四年。如不是突厥解体的话，真不知关陇的灾难何时才是头李世民在突厥内乱请降后，仍发动了灭突厥的战争，是对关陇的又一次摧残。后来又连连战祸，战高昌，再高昌置州。便是又一大罪状
然而唐秦战争的损失远不只如此。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得利的总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也总要挑起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刚开始唐军大败,平阳公主的农民起义军，与太子麾下的刘文静、刘弘基等农民军损失惨重。就是其他人如窦轨所率的何尚不是农民军薛秦解体失败，损失的也是农民军。说薛仁杲残酷，捉富人以责金宝，张贵尤淫暴，以至前来投靠李世民的褚亮、钟俱仇、翟长愻、梁胡郎等，自然是地主阶级的背叛。反攻倒算是难免的。张贵腰斩便是例子。但这一背叛，对唐亦是一祸害。自此以后，唐军中有了一支地主武装。最后杀害了太子、齐王，推倒了唐高祖，武德功臣大批受迫害，李世民代表的地主阶级篡夺了政权。
薛举薛仁杲自然有重大责任。他们扩展地盘不论对象，很早就与唐弼打了。在当时应把矛头对准旧隋，及其腐朽继承者，如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可在太子建成东向洛阳，李孝恭等南下巴蜀时，他们发动了骨肉相残的唐秦之战。以至两败俱伤。
薛秦所处地狭隘，地理位置注定不利。但如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就理应顾全大局，当不上皇帝就不硬当。让唐军全力对付旧隋，自己安坐陇右，将息百姓，恢复发展生产。就是要扩展势力也当南下四川。如有机会打下益州，则可迁都成都，并有指望夺取全川。旧隋的地盘是人人可以夺取的。但如像扶风，乃至长安，被唐捷足先得后，就不要再争了。再争就是农民军自相残杀，性质变了，不再是推倒腐朽残暴的旧隋皇朝，完全成了非正义战争，干扰了反隋大方向。太子被迫放弃洛阳就是明证。我们不能苛求唐对薛举采用和平解决。就是努力和平解决也不大可能有效。唐朝基本上是正义的自卫战争。
薛举进攻唐，结果是两败俱伤。自己也身名俱灭，实在是咎由自取。倒霉的是广大农民士兵。当时唐已夺得关中，且有河东，势力强大，后又取得四川。薛举薛仁杲可以获一时之胜利，却不可能用战争手段灭唐。以后讲到唐还有两个野战军，及齐王元吉和其他地方部队。就是灭了唐，自己也精疲力竭，关中亦已残破。既祸害了天下，又于己无利。自然薛仁杲不但降后不该杀，就是硬捉住的也以不杀为好。
李世民也逃不脱重大责任。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打赢，而不是丧师失地，许多郡被蹂躏。
十刘文静之死
李世民兵败泾州。刘文静、殷开山成了替罪羊。第二年九月初六辛末，刘文静伏诛。李世民归罪于裴寂。
这又完全是谎言该年六月二十六日癸亥，刘武周、宋金刚大举南下，李世民援军姜宝谊、李仲文败没。裴寂临危请缨，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刘武周。至刘文静死已六十八日，又怎么能够谮刘文静呢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出来，给裴寂加罪的。司马光并非不知道。可他不但不对李世民捏造的谎言有一点怀疑，反而毫无根据地倒推出“寂未行时，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杀，至是乃决意耳”。总之李世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即使漏洞比天还大，也非照着李世民要求，硬给裴寂加罪名的。李世民会编谎，编得不像，他们会替他圆。
好吧就算裴寂说过，既然高祖未听，那此事就已过去。以后致刘文静死，就应与裴寂毫无关系，是其他人的事了。
通鉴是这么说的。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新、旧唐刘文静传大致相同。旧唐赞曰：“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史臣给裴寂开列了四大罪状，李世民也给裴寂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但还是把裴寂放在刘文静前。新唐则干脆把刘文静放在裴寂前。
这儿显而易见有谎言。裴寂人在河东，在外面打仗如何问状唐高祖又怎么能让他审刘文静他又怎么能下谮言
从这儿看，刘文静不是无可杀之罪。首先是他要杀裴寂，但还仅是杀人动机而不是行动。如出于个人意气，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那不但他先极端无理，而且问题就大了。但仔细推敲这一说法亦大有疑问。
或许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贞观时已人所共知，这便给李世民加罪于裴寂提供了方便。但仔细算两人的行踪，所谓“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未必是事实。
既谓“风云初合，共竭智力。”，那一开始刘文静与裴寂不至于如此吧什么时候成仇雠的呢
刚开始裴寂始终在高祖身边。而刘文静出使突厥，背回了让高祖当刘武周、梁师都那样的仆从皇帝的方案。高祖出于民族大义，未予接受。裴寂提出收起白旗，杂用绛白，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傀儡皇帝的方案。高祖接受。刘文静也无异议。再次出使突厥。这一去到高祖抵龙门才回。这大概称不上“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还不至于成仇雠吧
李世民把刘文静捧得很高。一是为了贬低父亲，抬高自己。胡编晋阳起义是自己与刘文静两人策划的。反正刘文静死得早，在以后可由着他说。甚至连与突厥的外交也归功于刘文静。但刘文继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是高祖扭正方向便是明证。可李世民还污蔑高祖称臣于突厥，祥见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第二便是贬低太子。屯永丰仓歼灭屈突通主力，就首先是太子的功劳。李世民突出偏将，抹煞主帅。这是一切反动派篡改历史的惯用伎俩。
由于以上原因，与裴寂比，刘文静刚开始地位的确不很高，那也是应该的。裴寂首谋起兵。高祖出兵，裴寂出物资。所以一开始就封县公。后来又一直在高祖身边出谋划策，从事具体工作。但即使如此，高祖也没亏待刘文静。京师平，裴寂进封魏国公，刘文静在歼灭屈突通残余后，封鲁国公，均为大国。高祖登基，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不久又一起得免二死，在此以前，刘文静正与裴寂意愿相同，也“位望略同”，按理不该有妒忌之心。
如刘文静谏“贵贱失位”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去打薛举当在高祖登基以后。从三月跟太子从洛阳回，到去西线，中间最多有两、三个月在朝廷与裴寂在一起。那是他一生的顶峰，不至于与裴寂“有所是，必非之”吧按李世民说是四月下旬才回，那最多一、两个月。如从洛阳回来就去西线，那是连这一、两个月都不会有。
这以后就是李世民七月兵败泾州，代李世民受罪责了。
按新唐高祖本纪功臣免死约于武德元年八月初六戊寅。李世民败于泾州，是七月初九壬子，刘文静已当了替罪羊。尚能得免二死待遇。刘文静除名是在壬申日，新唐称八月当误。该年八月癸酉朔，无壬申，壬申当是七月二十九。即败后二十天，除名前七天。高祖当然已知西线败讯，还对他特别照顾，没忘了他的功绩。
真正使刘文静与裴寂地位悬殊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七月之败。除名后，刘文静栽了下去，也就失去了与裴寂共议朝政的资格。所谓裴寂“有所是，刘文静必非之”，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不久刘文静又跟李世民去打薛仁杲。平后，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亥，李世民至长安，刘文静当是此时回长安的。但十二月初二壬申，李世民即为陕东道，他担任陕东道行台右仆射。在京只有九天，充其量与裴寂见上一面，不会有议朝政的机会。当时他任民部尚书也只是个名，何况远在仆射之下。不久又与李世民一起镇长春殿，一时连议朝政的资格也没有。这我们已知道，实际是攻蒲坂。这是他当时的真正任务。
裴寂无门第观念，刘文静等级观念强，两人或有分歧。但因位望悬殊，裴寂“有所是，必非之”简直不可能
我们可以相信，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但由于不在一起，裴寂可能到刘文静死，还蒙在鼓里。
既然使刘文静栽下来是七月之败，替李世民当替罪羊。那么顺利成章的是，刘文静有怨望，当首先冲李世民，其次才是妒忌裴寂。
真正在高祖面前告刘文静的，根本不可能是裴寂。第一个嫌疑犯当是李世民。
刘文静怨望李世民，使七月之败真相可能暴露危及李世民，这是李世民告他的第一动机。
刘文静正与李世民镇守长春殿。上告这样的大将必先经过李世民。无论是刘文静之妾，还是妾兄都不可能自己告到高祖那儿，除了李世民代为转达还有谁甚至我们还可问：究竟是李世民代他们转达还是李世民利用他们除掉刘文静其他人也未必肯转达，能转达并肯转达，必是地位高，又欲制刘文静于死地的人。
李世民说，他在唐高祖面前为刘文静说话，纯是一派胡言。什么：“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既表白刘文静不是自己所害，又借此为自己贴金，把晋阳起义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他人在朝邑，又如何为刘文静开脱蒲坂是顽固堡垒，令他攻克。独孤怀恩攻了一百一十天未克，就受唐高祖责备。而此时李世民已攻了二百六十九天了，难道他还能擅离职守
假使李世民此时确在长安高祖身边，那问题还要严重，刘文静是他亲自押送到长安的。
所以通鉴那段话里充满着谎言。刘文静死时，裴寂不在场，也不知道，李世民也不在场。裴寂没有谮过刘文静。李世民也没有为刘文静说过话。告倒刘文静的多半是李世民。刘文静的罪名也根本不是什么廷议意气用事。书中不是明明写着谋反吗
什么样的谋反罪没有任何记载，这就有鬼。但我们仍可知道。这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走后来独孤怀恩之路唐高祖亲征河东道中已说过。在李世民统治下，陕东道虞乡多盗，夏县、解县欲反勾结蒲坂的王行本，南下永丰仓，北连刘武周、宋金刚，夹攻裴寂，只有这样才能制裴寂于死地。刘文静自供妒忌裴寂。又有妾兄作证。恰恰在唐高祖面前印证了这一罪状。唐高祖低回久之，不忍杀，但为了大局又觉得不能不杀。
李世民以比独孤怀恩长一倍半的时间攻蒲坂，仍不下，自然更不可能不受高祖责备。他虽贪天之功为己有，常把别人去的地方，说是自己去的。对攻蒲坂却一字不提，好象别人忙于打仗，他在休息。这正表明他攻蒲坂不顺利。现在说刘文静勾结王行本，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了，真可谓一箭双雕。也正如此，刘文静究竟是什么谋反罪名不能指望李世民给我们留下真相。
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李世民说李轨下，是他去的凉、甘纯属吹牛。如真去了凉、甘，只怕连路上时间也来不及，又怎能为刘文静说话在读唐史中，经常可以发现李世民这类分身术。这次他成了三身国的人了
最说明李世民制死刘文静的，恰恰是贞观三年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了。那年他整裴寂，假惺惺地为刘文静平反。目的正是利用人所共知的刘文静妒忌裴寂，诬陷是裴寂害死了刘文静。即打击了裴寂，又表白了刘文静不是自己害死的，又可以编出自己与刘文静首谋起义的神话，贪天之功为己有，真可谓一举三得。
可偏偏刘文静两个儿子都不领情。照理说刘文静追复官爵，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那么刘文静儿子应感激涕零。但刘树义与其兄刘树艺仍怨其父被戳，这怨恨明明是冲着李世民来的。这不是说他们认为父亲是李世民害的吗最后以谋反罪被李世民杀害。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他们被没为奴，还有什么资本谋反可李世民心狠手毒，把刘文静两个儿子也杀害灭口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使刘文静之死成了永久的秘密。可纸包不住火，一千三百年以后，一个恶魔还是把这一血腥恶毒的阴谋揭穿了
刘文静死得早，一切就可以由着李世民编着说了。晋阳起义本是高祖一手组织的，太子建成还参与，李世民蒙在鼓里。所有的人都是唐高祖聚集的。太子、裴寂起了很大作用。李世民本毫无功绩可言。可他却恬不知耻地把晋阳起义归功于自己，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即害之、又捧之。害之是为了掩盖晋州之败的罪责，又可推卸久攻蒲坂不克的责任。捧之是把刘文静说成首议者，自己也就成了晋阳起义的组织者。于是刘文静入狱，李世民探监，并在狱中策划起兵的谎言编出来了。刘文静称他“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的谎言也编出来了。就这样据说在狱中策划一番后，也不知刘文静出没出狱，如何出狱就可以“部署宾客，潜图起义。”了。
刘文静的实际功绩远不如所说那么高。而裴寂的功绩又多半被抹杀了。从高祖南下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屯贾胡堡还是到河东，都是裴寂在帮高祖出谋划策。后来任右仆射是实际的宰相，可比萧何。别的不说，拟订并贯彻租庸调法及均田制，作具体工作的只能是裴寂。人们常把房、杜比做萧、曹。其实房、杜加在一起也顶多抵半个曹参。所以房玄龄传中没有多少事迹也何况裴寂在河东临危请缨，后又与高祖一起去战王世充。那是萧何都远不及的
把刘文静与裴寂合卷是完全荒谬的，裴寂理应成卷。许敬宗把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三人同卷，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那么许敬宗如何对待裴寂呢史无记载。但既然刘文静分出去了，似乎没有人能与、或只能与裴寂同卷。较大的可能是裴寂独自成卷，加上一些附传。众所周知许敬宗的书在他去世后，被刘仁贵大加篡改了。
李世民到处要借别人之口说自己有天命，刘文静便算是第一个。现在不多说，只举一例。据说李密见到他，惊服道“真英主也”封建史官便肉麻地说：“此岂独相表服之哉威灵气焰足以服之也”他以为李密不久以后叛死了，就可以由着他说了。借李密之威望来为自己称天命。可我倒正要问：如果李密真的遇到真命天子了，那不久以后为什么又要叛
李密的话据说是对殷开山说的。为什么知情者总是个别人，且早死旧唐殷峤传说他征刘黑闼：“道病卒。太宗亲临丧，哭之甚恸，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是不是也是杀人灭口，掩盖泾州败绩不敢推断。但赠官的只能是唐高祖，绝不可能是他李世民。李世民篡弑上台后，封四十三功臣，没有刘文静，也没有殷开山。看来李世民对殷开山也没有什么感情。
唐高祖所拟免死名单，在四十三人中，只剩下裴寂、长孙顺德、柴绍、刘弘基、唐俭、张平高、刘义节刘世龙七人，不久也全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柴绍最轻贬为华州刺史。裴寂被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流放静州至死。唐俭招降差点被李靖害死。这个旧隋特务称起义元勋“唐俭辈不足惜”。如不是李世民排斥打击，岂敢如此藐视唐俭后为御史所劾贬官。但在武德功臣中他的确最幸运。他亲眼看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的衰落，于显庆元年去世确实可以瞑目了啃书小说网KenShu.CC收集并整理,版权归作者或出版社。